● 《催收指导意见》明确了建立健全催收管理机制的具体要求，包括建立催收管理制度、加强催收人员考核培训等。其中，对于催收人员考核培训，要求优化考核方式，不简单以债务回收率作为单一考核指标。这一要求的提出，有助于避免催收人员为了提高回收率而采取暴力、恐吓等非法手段，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
● 《催收指导意见》强调了对委外催收的管理，要求金融机构与外部催收机构明确合作协议与双方义务，规范催收行为，严禁与涉黑涉恶机构合作，禁止采用暴力、恐吓等严重非法手段催收。这一要求的出台，将有效遏制违规催收行为的发生，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催收指导意见》对催收行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规范，如不得透露债务人的详细欠款信息和欠款金额给第三人，不得冒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名义实施催收等。这些规定的制定，有助于防止催收人员滥用债务人的个人信息，避免催收行为的过度扩大和滥用。
● 《催收指导意见》指出，要准确区分举报投诉性质，采用科学手段准确识别并区分正常消费投诉与“反催收”黑产投诉举报，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发现“反催收”黑产等非法中介代理机构相关线索的，应向相关部门反映，并配合开展规范整治工作。
这是继互联网金融协会5月发布《个人网贷催收指引》），监管机构对该领域首次出台监管规范文件，对加强互联网贷款及信用卡业务中的行为规范和催收管理，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2018年3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了《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目前该征求意见稿已经超过五年半，尚未形成正式法律文件并落地。因此，《催收指导意见》对于全国范围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金融公司和助贷公司均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比如，5月份流传的《个人网贷催收指引》提到“合理制定催收人员的绩效评估与奖惩机制，将合规操作、催收效果、投诉情况等纳入综合考核，不应采用或变相采用单一以债务回收金额提成的考核方式。”
《催收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及要“优化考核方式，不简单以债务回收率作为单一考核指标。
又比如，《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业协会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指出严禁冒名催收：严禁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虚假身份追查债务人信息、寄送催收信函、开展催收行为。外部催收机构严禁以会员单位身份开展催收行为。
《催收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及“要求外部催收机构不得以委托机构的名义开展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的《催收指导意见》也额外提到了此前自律规章没有具体涉及的内容，甚至更为严格。
其中包括：将外部催收机构的投诉举报数量、催收记录是否完备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原则上应要求外部催收机构使用本机构统一的操作系统实施催收，避免使用私人通讯工具联系催收对象，开展催收时应表明身份、明确债权人，不得故意隐瞒身份，出现无法查证催收人员身份的情况。
催收是控制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但也是行业一大难题。催得轻不管用，催得紧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等负面影响。
在反催收乱象治理上，直到金融机构与监管、警方的共识加深，围剿反催收、不良代理投诉、恶意逃废债的最后决战拉开帷幕。这些黑产组织所涉及的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敲诈勒索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也昭然若揭。
金融领域催收乱象频发，不当催收行为与“反催收”黑灰产业并存，不仅严重侵犯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且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
近几年，监管加大力度整治套路贷、暴力催收、电信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不少涉嫌暴力催收、催收非法债务的催收公司被查，恶意投诉、非法代理维权等被严打，风险传导至整个催收行业。
多家催收公司接连被查的事件也起到了引导催收行业良性可持续发展，加速催收业务标准出台的积极作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发布《致催收行业从业公司及从业人员的倡议书》，呼吁执法部门保护合法合规经营的催收公司。
如银行业协会下发的《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业协会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其中提到催收行为要严格遵守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严禁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规范银行及其外包机构的信用卡催收行为。
今年7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召开“催收国家标准研制和联合应对黑灰产侵扰工作机制建设”工作会议，会上提及《互联网金融 个人网络消费信贷 贷后催收风控指引》国家标准研制情况，并就下一阶段催收标准发布后的贯标、评估评议等工作介绍了总体思路和整体计划。
催收仍是金融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如催收公约、催收指引等政策条例的出台，既能有助于规范催收业务，也为催收企业提供合规参考，保护催收企业的正当权益。
从企业自身和行业监管变动看，今年很可能成为催收行业迈向合规有序发展的关键一年。
跨过之后，静待花开。
